看看轶事，开心一下

[伯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有一点的。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还挺小的，很努力，很用功，在考GRE，问到她为什么想出国，说，要学习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建设祖国云云。当时我忽然就很反感，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简直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回到家里，把自己MSN上的名字改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需要学外语的”。

后来过了两天，我才猛然发觉自己为什么会反感了。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已经看过太多的这类人了，满口的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小的官僚，开大会时候满口服从党的领导，回过头来想着公家的房子怎么才能到手。大的官僚，如陈伯达之流，林彪出事的第二天，就跑到人家家去炒家，把古玩字画收刮一空。林是个苦出身，哪里来的古玩字画？恐怕也不是什么正路上来的。国内如此，国外呢？天主教的神父在奸污幼女。我看得多了，发觉一点，越是宣扬高尚，从事教务的人员，越容易堕落。所以一听人在宣扬什么口号，策划什么道德，就本能地反感起来。

我还是很喜欢金庸对人性的描写，说江别鹤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用了一个哑巴作佣人，此人不是大贤，则必是大奸，事实证明，大奸的可能性往往更加多一点。

好了，闲话少叙，转个帖子，大家一起看看故事。


我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和初中第一年，正是大饥荒在华夏大地上疯狂肆虐的高潮期。这场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人民的性命，超过了历史上和平时期一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的总和。

和斯大林制造的人为饥荒不一样，我们的人造饥荒并不是特地设计出来迫使农民屈服的伟大战略部署。毛和他的战友们绝对没有那麽恶毒。相反，他们比谁都更盼望中国能变成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问题是，在他们的雄心壮志与其治国的能力之间，横亘著一道万里长城，抱负有多高，能力便有多低。当年中共的干部和苏共的干部组成完全不一样。苏共的干部都是学院里训练出来，而中共当年的干部基本是农民出身的一穷二白的半文盲。苏共有著深厚的尊重知识与技术的欧洲传统，而中共内部盛行的则是暴发农民那蔑视一切智力活动的反智主义。斯大林的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而毛的口号是“卑贱者最聪明”，立志“愚公移山”，靠愚昧与顽强来改天换地。就这样，“外行必须领导内行”成了时代最强音，而“大老粗”变成了最光荣的头衔。党当仁不让，充当了万能导师，不仅教导和监督人民所有的智力、体力活动，而且还扮演类似西方教会的道德指导者的角色，解答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否属於唯物论，直到头发应剪到几寸才是革命者的一切问题。这种无知与傲慢联姻的结果，便是那压倒一切的、无所不在的、令人无法相信的愚蠢。

早在大战钢铁之前，毛的政策就极大地损害了农业生产。他教导农民怎样种地，告诉他们高产的关键是把地耕得越深越好，农作物种得越密越好。於是全国的土地便给耕到一米多深，密不透风地撒上种子或插上秧苗。深耕把土壤的腐殖层翻了下去，把生土翻了上来，而密植则使秧苗因为缺乏通风而腐烂。

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中，绝大多数农民被征召去炼钢或是修水库，庄稼因为没人收获而白白烂在地里。在许多地方，哪怕是农民被恩准去收庄稼，他们照样还是无能为力──锄头和镰刀早就给砸碎塞到“土高炉”里去了，化作了一团团百无一用的“牛屎疙瘩”。浩劫并不限于农业生产：为了“烧木炭”来“炼钢”，一山又一山的森林就被放火烧掉；为了从实现“每亩万斤肥”的指标，一村又一村的农舍便被推倒，以便用墙土来作“肥料”；一个又一个的水库修了起来，才发现要麽附近根本就没有水源，要麽坝基不稳，洪水一来就要垮掉……那是一个荒唐成了现实而疯狂成为人生常规的时代。

不仅如此，每个公社干部都被逼著撒谎，无限地“放卫星”而虚报产量。国家於是相应地增加了农业税，使许多公社不得不以上交种子粮来完成指标。与此同时，毛却在为粮食生产“过量”而发愁，担心国家实在没那麽多仓库来储放，考虑是否该给全国农民放上一年的假。为了解决这个“粮食过剩危机”，许多单位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在党的殷殷鼓励敦促下，大家“鼓起干劲高产，放开肚皮吃饭”，以撑破肚皮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家分忧解难。出於同样的原因，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大量出口谷物而收买黄金。於是，国家的储备粮就这样迅速地冰消瓦解了。

1959年，在“大跃进”发动了一年之后，这些疯狂政策的后果便开始显示出来。那年夏季，许多地方开始饿死人的消息总算穿透了中南海的高墙。根据毛的命令，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会议，来评估形势并作出必要的政策调整。

不幸的是，正直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会上讲了话。他给毛写了封信，指出了国民经济中的一些严重问题。尽管信的措辞极度委婉温和，它仍然激怒了柯庆施、李井泉等人。这些人正是靠吹捧“大跃进”才获得毛的欢心的。他们的游说煽起了毛的疑心，毛将彭的私人通信当成了向他本人“下战书”，於是便威胁全党全军必须站在他一边，否则他就要重上井岗山打游击来推翻党。除了朱德有几分不情愿，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迅速站在了毛一边，刘少奇和彭真更是积极的倒彭派。於是彭和他的几个朋友便成了“反党集团”而被罢官。

这一事件彻底地改变了形势。现在，是否继续“大跃进”已不再是个经济上的决策，而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在中国，面子有时比性命还重要，这是一个西方读者无法理解的。为了证明彭对大跃进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毛和他的同志们虽然完全明白那些灾难性的政策的严重后果，但他们别无选择，只有硬著头皮将“大跃进”进行到底。最初的调整政策的打算如今是再也不提了，相反，一场“特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直到整个国家一头栽进了深渊。

甚至在整个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之后，如何才能保住面子仍然是当局最关心的、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为此，尽管他们知道每时每刻都有人在饿死，还是照样拒绝了国际社会提供的紧急援助，并坚持以谷物和肉食赔偿欠苏联的债务，以免在对“大跃进”说三道四的赫鲁晓夫面前丢脸。

当然，当局也尽力想了点办法来挽回局势，然而他们能想出来的高招，却是以牺牲农村来保住城市。这完全是策略上的考虑，因为城市人口远比农村集中，所以坏消息也就更容易扩散而广为人知，这对於维持“安定团结”显然是不利的。於是，在“大跃进”中上马的大批工程都给取消了，从农村招募来的数百万工人被一律遣返回原地。国家只负责供应城市人口的口粮，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农民去自行挣命。即便如此，虽然城市人口大大减少了，国家还是找不到足够的粮食来供应。

好在糊弄人民远比糊弄大自然容易，在这方面，官家的智慧从来是无穷无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妙法是公共食堂。所有的单位，哪怕是街道委员会，都办起了食堂，而所有的人不论有无工作，都得在食堂吃饭，不许在家开伙，就连家庭妇女和退休职工都概莫能外。唯一的例外是年幼的儿童，只有初小以下的孩子的定量粮获准保留在家。

这样一来，聪明的官家便摆脱了向私人供应粮食的不愉快的负担。如今他们只需向单位供应粮食。哪怕是在灾荒最严重的时刻，国家供应的定量都从未象《鸿》上说的下降过。张戎出身高干，却对我党毫无认识，居然如此低估当局的智力──他们根本用不著去降低一个只存在于纸上的数字。至于张戎写到的每月有多少多少两的肉和油则更证明了此人不但没有民间社会的常识，而且连思路都不甚清楚：如果真有什麽肉和油，又怎麽还会有她所说的四千万饿殍！官家小姐写的回忆录，读起来总是免不了“何不吃肉粥”的感觉。

和同学们一样，我也在学校的食堂就餐。那时中学男生的定量，是每月32斤包米面，然而那只存在于纸上。真正供应的粮食倒底是多少，这大概是永远也无法查明的战略绝密。滑稽的是，当时竟没谁看穿这袖里乾坤，却一致把炊事员们当作了替罪羊，认为是他们“夺我口中食”。他们当然也偷──饿急了，谁不偷？然而区区几个炊事员的盗窃就能引起全校师生那难熬难耐的饥饿，这神通也未免太大了点。

每逢吃饭时间，值日的两个同学便各携一盆，前往食堂去打饭，带回半脸盆包米面糊糊，半脸盆萝卜汤（或洋白菜汤或酱），在50多双因冒著饥火而显得特别明亮的眼睛的密切注视下，开始隆重的分饭菜大典，将那些汤水舀到50多个搪瓷或陶土大碗中去。不幸的是，既然不用量筒或量杯，等分液体就并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於是不久吵架和打架便成了我们进餐大典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庄严仪式。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无论是君子动口，还是小人动手，都需要宝贵的能量，而那玩意儿却不是我们的液体食物能提供的。

我们的主要能源，那熬糊糊的包米面，是现代中国人的发明，可惜李约瑟没有收进他的书去。跟别处能见到的平庸样品不同，咱们的包米面是整个玉米棒子连核带皮一道磨成的，有时连玉米杆子也磨了进去。所以那面粉看上去十分光亮，极富美学价值。可惜人长的不是牛马的肠胃，没法消化吸收植物纤维，所以那面粉的绝大部份营养内容进了咱们的尊腹后，只是匆匆到此一游，便“酒肉穿肠过，炉火心中留”了。

更有趣的是那糊糊比白开水也稠不了多少。几年后文革中我看人家用浆糊刷大字报，总是要情不自禁地咽口水：那可是白面熬的啊，而且还那麽稠！要是当年咱能轮上那麽一碗，纵南面王不易也！当年咱们喝的是什麽东西！饭后百步走，肚子便成了装进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唏里哗拉响得可以用来发课。发完课后胃又变成了老君炉，“团团烈火烧呀，烧我心哪！”（《杜鹃山》，柯湘唱）待到小便一次，胃里便立刻变得如竹之空，似谷之虚，然而那腾腾烈火依然在，什麽也熄灭不了它。

这种“食物”把我们班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丛林，所有的人都变成了饿狼。继吵嘴打架的初级阶段之后，大家不久就学会了怎样更明智地投资自己那宝贵的能量。在分饭菜过程中，不经过组织的层层动员，人们会忽然自发地、不约而同地抢过放在地上排著队的大碗，用它来当勺子去盆里拼命舀糊糊，一边使出无师自通的武功来，奋力将周围的人用胳膊肘猛烈地撞开。一次，在这样的难忘的战斗中，我的陶土大碗被十多个搪瓷大碗强迫接吻，当场粉身碎骨，化作数以千计的碎片，於是那天我便没有了晚餐，只从盆里抓起了小半把糊糊。

第二天我抱著个重金属装备卷土再来，发誓洗雪国耻，收复失地。可惜我又一次不走运。还没等到我的重火器投入战场，头名好汉（不是小学的那个，那位仁兄根本就没考上中学）便以万夫不当之勇，雷霆万钧之势，推开众人抢过了面盆，突出重围，逃之夭夭。这流氓一面跑得飞快，一面还能象马一样，把头伸进盆里去痛饮那宝贵的玉液琼浆！

那辰光，我不过是个又瘦又小又苍白的男孩。如果我不用脑子，在这个残酷无情的丛林里便只有饿死的份儿。所以，当头名好汉第三次故伎重施，抢过面盆又要开溜之时，我便不失时机地一口痰吐进盆去。

那一分钟，所有的人都如同中了大圣爷爷的定身法，目瞪口呆地望著我。我得意洋洋地伸出手去从头名好汉中接过了面盆──连他也因为这突起的变故暂时丧失了行动能力。我根本不在意那盆里的口痰：那本是我口中出来的，而林妹妹早就教导过我们：“质本洁来还洁去。”从何处来，回何处去又有何相干？而现在这整整一盆、整整一盆糊糊都是我的了！

[伯陵]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我洋洋得意地接过面盆来时，“尖头”第一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立刻也往盆里吐了口痰。刹那间，我手上的面盆成了痰盂，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里面大吐而特吐。我深信那些唾沫里含的营养成份一定远远高出于玉米面糊糊，不过卫生偏见毕竟还是压倒了饥饿，於是那天晚上便谁也没吃上饭。
第二天又是一个倒楣的日子。那天值日的是“尖头”和另一个男孩。“尖头”是一个个儿和我差不多的瘦小男孩，非常机灵，有时却又非常糊涂。他俩拿著脸盆到食堂去，就此杳如黄鹤，撇下全班人饥肠轳轳，在教室里望穿盈盈秋水仍然不见两人的踪影。众人正纳闷间，“眼镜”突然大叫：

“糟了！这两个狗Ｘ的一定把饭菜端到什麽地方，自己偷偷吃去了！”

全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众人马上出动去找那两个卷逃公粮的贪污犯，就连女生们都叽叽喳喳地跟在我们后面。食堂当然是第一个搜索的地方，以后便是大礼堂、图书馆和一切公用场所，就连厕所都没放过，然而哪儿都没有那两个坏蛋的影子。

我突然想起来，尖头曾带我去学校工厂后的荒草中抓过（虫悉）蟀，那可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莫不是那俩狗东西躲到那儿去了？

我看了看大伙，旋即改变了主意：到这份上那糊糊也该给这小子喝得差不多了，再把大家弄去我还有什麽份？於是我钻出人群，偷偷直奔那地方。果然，在那密密的草丛里，是我们贪污的好兄弟！

尖头和另外那个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肚子鼓得象个皮球。这小子看见了我，便盛情邀请：

“芦笛，你来得正好，正盼你来呢！你看，我们一点没动菜，就等你来了。”

我扑过去一看，完了！这俩小子早把糊糊喝了个底朝天，只留下一盆大酱。我抢过他的勺子来擦了擦，迫不及待地舀了一勺酱就往嘴里送，但马上便以更快的速度吐了出来。那玩意儿似乎是盐拌锅灰作成的，不仅咸到能腌了你的口条，而且又苦有涩还有股霉味。我赶快又抬起糊糊盆来，使勺子刮了又刮，搪瓷盆上顿时添了许多道道，如同现代艺术的“几何派”的杰作。吃下那点刮下来的糊糊，肚子反倒更加饿了。我只得把头伸进盆里，用舌头将盆底舔得乾乾净净，舔完后又仔细检查一遍，如同刷墙后看看有无刷漏的地方。直到盆子如同水洗过般的清洁，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那个聚宝盆。

“你个狗Ｘ的！”肚子越来越饿，我扭头看看尖头，不禁怒火腾腾，“我打死你这王八羔子！”

“你打吧，”他毫不在乎，仍然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我可是动不了啦。哎哟！真舒服，我还从来没这麽饱过。为了这滋味，就让全班人打死，也值！”

我提起来的拳头又软软地放下了。这小子看上去也实在可怜，胀得跟个蜘蛛似的，又有三分象个葫芦，敢情吃多了也不是好受的。我这一拳下去，没准他鼻子里嘴里都得冒出糊糊来。与其撑成这样，为什麽不留点给我？这丫的就是没良心！

不用说，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丛林中的失败者永远是女同学。她们向老师告状，於是每逢进餐大典，班主任陈老师便亲临现场指导“分田分地真忙”。可惜她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还没学会怎样收拾顽童，提供的吓阻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在她的指导下，咱们的抢糊糊斗争照样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有时她也实行“三同”，卷卷袖子参加我们的搏斗，想虎口夺食，从头名好汉手中抢下那个聚宝盆来。只是她比该好汉还矮一个头，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一次她让对方的胳膊肘正中肋条，捂著左胁蹲了下去，半天作声不得。还有一次她让对方推倒在地，後脑勺几乎没撞在椅子角上。最后一次她与好汉持平，把糊糊盆当成了拔河绳，相持间不知谁用力稍差形成了个转矩，满盆的糊糊便把她的裤子淋了个透湿。眼看到手的鸭子又飞了，好汉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陈老师，管她叫“臭婊子”。陈老师忍无可忍，扬手便给那流氓一耳光，流氓一拳就把陈老师送出丈八开外，沿途乒乒乓乓带倒了许多桌椅。

幸亏陈老师被打，坏事才变成了好事。流氓给开除了，学校也废除了集体分饭菜的制度，改为发饭票给每个学生，让他们自己到食堂去买饭。

虽然这明智的措施确保了菜饭的供应，如今我却又得把宝贵的能量花在排队上。一天三次，上千的同学排在食堂里，而卖饭的就那麽五六个窗口，这站队便越来越是个无法承受的重体力活，特别是当你的腿开始浮肿起来的时候就更是如此。走两三百米的路我就几乎要虚脱，心儿跳得跟要蹦出来似的，冷汗一身又一身。哪怕在夜里躺著什麽都不干，冷汗照样浸透了被子，泡得床头板的漆脱了色。行走的时候我会突然眼前发黑，天旋地转，摔倒在地。我再也不上学校的图书馆去了，因为没力气爬那层楼。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也患了浮肿病。水肿首先出现在前额和眼睑上，接著就是下肢，最后肿得我连鞋子都没法穿。一开头这玩意儿还挺新鲜的：你对著镜子朝著两颊各按一指，便出现一对酒窝，你要多深就有多深，半天都不会消散。等到后来可就没那麽有趣了，两条腿肿得明晃晃的，蚊子咬一口就得冒半桶水。肿胀的皮肤薄得跟工厂用的透明描图纸似的，非常容易破口。如果不小心让变小了的鞋磨破了脚，那口子就先流水后流脓，永远不会收口。喝“饭”的时候我常常一低头便在清汪汪的糊糊里照见我自己的样子，这时我就想起了小学吴老师让我撒泡尿照照自己、看看自己有多美的劝告。的确，吴老师说得真不错，糊糊里我的尊容确实是丑陋无比，在那副肿得没有轮廓的面容上，不使放大镜我还真找不到那肿成一条线的眼睛在哪里。

整个世界减为一个东西──食物。全部人生沦落为一个动作──吃。我到处看见馒头、烧饼、油条、红烧肉、鸡蛋糕和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它们写在教室的黑板上，印在我的教科书的每一页里，漂浮在老师的脸上，更充塞在我的梦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吃，吃，吃…在梦里我吃得特别欢，然而越吃便越饿，直到胃里那揪心的疼把我从梦里唤醒。

渐渐地，学校里不再上课了，同学上学校去一开始纯属惯性运动，后来则只是为了到那儿去喝饭。每喝完糊糊便要出一身大汗，浑身上下象给蒸酥了似的，连捏死蚊子的力气都没有。於是大伙儿便横七竖八地靠著暖气片或坐或躺，让那半热不热的暖气片烤热我们虚弱的身体。我们就那样半死不活地一坐就是半天，呆呆地瞪著前方，谁也不开口，谁也不动弹，只有那眼睛的间或一轮，才显示出我们是活物。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连讲话都需要力气──对一个“吃鸭子开荤”的顽童来，那可真是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几年后我在《知识就是力量》上看到：二十万人同时讲话的功率才相当于一节电池点亮一个小电珠。我当时真没法相信那则文字。对於我来说，一个腹中空空如也的人讲话时，花的力气足可推动泰山。

老师不管我们在干什麽，他们饿得连书都教不动，岂还有余力来管学生的闲事。他们根本就不到教室来，“学校”变成了“食堂”的同义语。不过教室里还是有人在活动，世上总有些人的精力要比别人充沛。尖头、眼镜、“豌豆”和“老扁”老是坐在课桌上打扑克赌饭票。尽管想要占有更多的饭票的欲望几乎是无从抵御的，我却从来没有下过水──我知道上去只有输的份儿。眼镜、豌豆和老扁是串通了糊弄尖头的，无论他和谁打对家，从来只有输的份。他在上半月就把饭票输得精光，下半月就只有到处举债度日。因为谁也不会出借宝贵的饭票，他便只能以月息百分之五十的高利贷向眼镜他们借。这小子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不过尖头自也有谋生之道，这小子是现代的神农加李时珍，什麽玩意儿都进过他的嘴：（虫悉）蟀、蚯蚓、屎克螂……，不管什麽恶心的东西，他全吃过。他随身带了一个自制的油漆罐做的小炉子，在上头烧烤蚯蚓一类的野味，还美其名曰是“活烧麻雀”。有一次我在学校工厂后面见他烧烤类似小鸡腿一类的肉食，立即嫉妒得几乎晕了过去：要知道我已经两年没见过一滴油星、一个肉分子了啊！

“给…给我…”激动之下，我连话都说不囫囵了，何况脑子一直都是晕晕乎乎的，舌头大了似的不服使唤，“不…不然…我就要打，要抢…”

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大大方方地把那啃了一半的“鸡腿”递给了我，我兴奋得双手直多嗦，差点没把它掉在地上。还没等回过神来，“鸡腿”便已下了肚，什麽味道都没来得及尝出来。我后悔吃得太快，可惜已经没法挽救了，只能将剩下的骨头咂了又咂，那味儿可真美到了心里去，实在是没法形容。抬起头来，却看见尖头似笑非笑地看著我，肿得只剩一条缝的眼睛里似乎流露出了三分得意。

“你知道你吃的是什麽肉吗？”他终于得意地笑了出来，眼睛便彻底地消失在肿胀的眼皮中，两颊堆起两块鼓鼓囊囊的水泡，在阳光下倒也油光可鉴。

“什…什麽肉？”倘若是平时，不用他开口，光从那表情，我就知道上了当，然而饿昏了头的人是没有智力的。

他不说话，只是从身後拿出个鲜血淋漓的老鼠夹来，上面还夹著个老鼠头和一张皮。他把那玩意直往我眼前凑，大概以为我会象个小姑娘似得吓得惨叫一声就此昏死过去。然而饿昏了的人头脑和反应统统是麻木的。要在平时，我肯定会恶心得吐出来，然而那时我却什麽感觉也没有，只恨他打断了我的吃兴。

“别…别他妈扯淡！”我把他的手推开，“管它什麽ＸＸ肉，是肉就行，还…还有吗？你要是藏著不拿出来分，我…我就要打，就要抢…”

因为没吓住我，他非常失望，不过倒是爽爽快快地让我搜了身，确证所有的肉都让他吃完了。一番搜查又让我浑身大汗淋漓，眼前一黑差点没栽到他怀里去。

“哥儿们，”他大模大样地宽慰我，“这玩意儿学校里的厕所多的是，我还看见有条尺把长的。可惜这老鼠夹太小了，赶明儿我让我爸给我买个大号的！”

[sztonix]

写得挺轻松搞笑精彩的 却不怎么开心得起来
俺是没挨过俄的人 但是想象一下都会觉得苦啊

作者: 伯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有一点的。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还挺小的，很努力，很用功，在考GRE，问到她为什么想出国，说，要学习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建设祖国云云。当时我忽然就很反感，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简直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回到家里，把自己MSN上的名字改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需要学外语的”。"

小朋友自然是思想单纯，热情如火，我相信她跟你说的未必不是真心话，你没必要反感。遥想自己当年也是这么想的。至于一些老油条、党务工作者说的话，那是另外一码事了。
还有，我觉得: 一个伟大的民族和学外语无关。

[伯陵]

我自然知道看到这样的文章，本是不该笑的。不过有WITTY这样的人在，也就只能笑笑了，省得他到时候要说我造谣污蔑之类。那就先把它说成是故事，省得到时候让人鸡蛋里挑骨头啊。

至于外语，我总觉得中国人学英语化的时间太多。学一门外语，对我来讲就是丢掉至少三门专业课。背那其实半点没用的ABC，GRE，到头来只不过是学会了讲话而已，真正重要的研究工作还没开始呢。在加拿大你会发现，高中教师必须通过托福考试，考试作文必须是满分。而大学教授呢？很多人根本连英文都不怎么会讲，照样在学校里带一批研究生。嗬嗬，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工作，伟大的人，伟大的民族都不必学外语，反倒是政客和国际投机商们需要学外语的道理。丘吉尔，罗斯福，毛泽东，希特勒，凯撒，成吉思汗，李世民，华盛顿他们都会外语吗？

继续转贴，这一段有关所谓的全民医疗。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写得也不是历史书上的东西。只不过每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回忆起当年的一些事情罢了。

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就这样开始了。多年来第一次，命运女神开始向我微笑，幸福显得完美无缺：我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一个热恋着我的女友，慈爱的双亲和亲密无间的兄姐。作为一个黑崽子，我不能再向生活要求什么了。

但厄运紧跟着就降临了，而且正正地打在心灵的最柔嫩之处：因为我的混帐，我几乎害死了自己的亲娘。

一天傍晚，芦笙带回来三张电影票──香港拍的《万紫千红》，给母亲、她和我。电影院离家颇远。那年头社会秩序混乱，晚上根本就没有公共汽车。我决定用自行车把母亲带到电影院去。去的路上平安无事，回家时却闯了大祸。

芦笙帮母亲在我车后的行李架上坐好后，我就开始蹬车。但车没骑出多远就开始激烈地摆动起来，我怎么也没法控制住。接着我就听见芦笙撕心裂肺的尖叫。车骤然变轻了。我回头一看，只见母亲摔了下去，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

我全身剧烈地发抖，跌下车来，扔下车子就冲了过去，扶起了躺在路上的母亲。她没有丧失知觉，但给摔懵了。等到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便喃喃地说了几句话来安慰我。但我什么也听不见，一把把她抱了起来，背在背上，发疯也似地朝着最近的医院跑。

等到大夫开始检查她的时候，我才聚集了足够的勇气，定睛看看自己究竟作了什么孽。头部倒没有开放性的伤口，但后脑着地之处摔出了个很大的、惨不忍睹的血肿。Ｘ－线摄片报告说未见颅骨骨折或骨裂，但我照样忧心如焚：母亲已经是67岁的高龄，过去有过长期的高血压史。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的愚蠢！

在急诊室观察了三天，母亲就出院了。开头她倒没什么不太正常的表现，只是觉得虚弱、头痛、怕冷。过了一周，她就开始发烧，不久就失去知觉。我们又赶快把她送进医院。

尽管那医院是全省最好的，可此时它却变成了疯人院，充斥着无所不在的进修赤脚医生或是同样无知的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涌进急诊室来，如同旅游团参观文物展览似的，一个接一个地“检查”人事不知的母亲：将她的枕头拿去，往上抬她的头以确定颈项是否强直；用橡皮锤子敲她的膝盖的肌腱；用竹签划她的脚底……看是否能引出《赤脚医生手册》上描述的神经反射。等他们玩够了便蜂涌而出，决不留下一个字的诊断或处方。

第三天头上，来了一个气焰万丈的老进（我们知道他不是本院大夫，因为他是“无字牌”，穿的白大褂上没印着医院的字号）。他检查完母亲，便斩钉截铁地宣布她的颈项强直，提示蛛网膜下腔出血，必须马上作腰椎穿刺，检查脑脊液。

蛛网膜下腔出血是颅内或脊柱内出血。因为内部出血，血液流到浸泡着大脑和脊髓的脑脊液里，所以检查脑脊液能看出颅脑是否有严重损伤。但那时我们什么医学知识都没有，以为大夫要抽脑子脊髓出来化验。他的话如同焦雷轰顶，芦萧和我站在那儿目瞪口呆，半天什么都说不出来。许久许久，芦箫才怯怯地请教那位老进大夫这“腰穿”究竟是怎么回事。

“哼！你让我怎么讲？”他从丹田里喷出超高浓度的鄙视与不屑，“说给你听你也听不到，指给你看你也看不见！”

“请问大夫，”芦箫低声下气地问，“真对不起，麻烦您给解释解释，这个腰穿，唔，这个腰穿，究竟危险不危险？它会损伤脊髓吗？……”

“当然有危险！干什么事都有危险！连吃饭都会给噎死，何况是作手术！你想要我怎么说？我又不开保险公司！”

小哥哥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什么也没了解到。他转过来和我商量，却见我热泪横流，什么也说不出来。这时那大夫失去了耐心：

“你们到底是想怎么着？是做还是不做？我可是忙得很，没功夫陪你们耗！”眼见我们仍然没法决定，他便转身忿忿地走了。

芦箫再一次转向我，想和我商量，我却泣不成声，伤心欲绝，根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他沉默了许久，绝望地咬着下唇。最后，他转身看了一眼昏迷不醒的母亲，告诉我咱们得让大夫作一切必要的检查，哪怕风险再大也得这样。

找到那位大夫时，他正在消消停停地看报，丝毫没什么忙不过来的样子。小哥哥告诉他我们同意作腰穿手术，他说：

“光嘴上同意不行，你们得把家属意见写下来，就写在这病历本上。嗯？你们这些城里人名堂最多，真难对付。不过若要想事后给我找麻烦哪，没门！”

芦箫默默地在病历本上写下：“病人家属同意腰穿。芦箫”，默默地递给那位大夫，他瞄了一眼，觉得满意了，让我们先回病房去。

他一会儿就拿着器械来了，开始给母亲作腰穿。针头插进腰椎间隙后，清亮的脑脊液开始一滴滴地流出来。

“怪事！怎么是清亮的？”大夫喃喃自语，听上去非常失望。接着他又测量了脑脊液的压力，自语道：“压力也正常。真奇怪！”

尽管我们是外行，还是立即就明白了那大夫的诊断错了。不用他解释，我们现在也明白了那检查的目的是看母亲的脑部是否受伤出血。清亮的脑脊液说明母亲的脑部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脑脊液常规检查证实了这一点，报告说未见红血球，但发现数百个白血球，而在正常情况下白细胞顶多只有十来个。

尽管我们稍微放心了一些，情况却变得更糟了。大夫们似乎彻底忘记了母亲的存在。老进们丧失了对这个奇怪病例的兴趣，整整一周没有任何人来检查过她。除了静脉补液维持最起码的营养，母亲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周围却住着许多传染病人。我们缠着求急诊室的大夫，他们却说他们的责任只是急救。正经治疗得转到科室病房去，但他们不知道该把我们的母亲转到哪个科，因为神经科和内科都说不是他们的事。

正当我们走投无路之时，一个好心的病友指点了一条明路。他告诉我们，神经科某大夫那个下午正在看门诊。这位大夫可既不是老进又不是工农兵。人家文革前就毕业了，还在苏联学习过。如果请得动他来给母亲看看，这样的行家要做个正确诊断可是不费吹灰之力。

我们立刻就找到神经科门诊部去，挤进了那位大夫的诊室。但他对我们的擅自闯入非常生气，冷冷地说去急诊室看病可不是他的责任。自从事故发生，芦箫还没掉过一滴泪，此时却终于达到了断裂点，开始默默地抹眼睛。那大夫一见就火了：

“滚出去！”他怒喝，一边挥舞着拳头：“你们既不是病人，又没挂号，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挤进来罗索不清，妨碍人家工作，破坏抓革命促生产！马上给我出去！”

他连推带搡地把我们推出诊室，把门砰的一声摔上了。我和小哥哥默默地对着那紧闭着的木门发了半天呆，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过了半天，芦箫跟我说我们可以到花园里去，从那儿再上那大夫的诊室窗口那儿去哀求他。

外面暴雨如注，我们冒着大雨冲进了花园，绕到了那大夫的窗口前。站在烂泥里，雨水混合著泪水在脸上奔流，我们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那个大夫，求他行行好，发发慈悲，去看看我们的母亲，救救我们的母亲，她已经水米未进地昏迷了快十来天了。我们低声下气地求了又求，只差没跪下来给他磕头。最后，他满脸怒意地站了起来，把窗子对着我们的脸轰然关上。我们木木地、绝望地隔着玻璃望着他，但他再没向我们望过一眼。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后，小哥哥和我到处去找医书，发狂一般地日夜攻读研究它们，急用先学地琢磨母亲到底是害了什么病。不久我们就想到，她或许是患了某种感染，因为她一直在发烧，而且脑脊液里的白细胞高于正常值。根据我们看的书，要作正确诊断，大夫必须用脑脊液样本作一系列的生化检验，但那老进大夫只作了一个常规检查，也就是只作了细胞计数和分类。

如同拨开迷雾见青天，这个发现立刻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在。我俩冲到神经科去，没多久就找到了那个老进的诊室。不由分说，我们骂骂咧咧地冲了进去。小哥哥一把把他从椅子上揪了起来，把他的双臂扭到身后去，我劈胸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把拳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一边用工厂里学来的最下流的话辱骂他。

不出所料，骚乱很快便惊动了整个科室，房间里、过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闲人。等到工宣队领导一露面，我们便立刻放开了那个老进。这家伙此刻可再不气焰万丈了，他的脸吓得比白大褂还白，忍都忍不住地索索发抖。

照通常惯例，领导想用扣大帽子的办法平息风波，说我们扰乱秩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对此我们立刻作了检查，但接著就指出罪魁祸首是那个老进，是他的渎职行为引起了我们的无产阶级义愤。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是每个革命医疗战士的行动指南。可是，那个大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待工作极端地不负责任，对阶级弟兄的死活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明明知道病人一直在发烧，可他作脑脊液检查时竟然故意忽略生化检查这至关重要的一条，以致延误诊断，给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妨碍了病人家属早日返回生产斗争第一线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不能容忍的对革命事业的明目张胆的破坏。作为领导阶级的一员，我们强烈要求医院领导惩处那个混进白衣战士队伍里的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否则我们就要向上级领导反映，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清算修正主义黑线的流毒。最后我们还建议他们再组织员工去看看《春苗》。

我们的策略立刻就奏效了。第二天，内科和神经科派来了两个真正的大夫，为母亲作了系统的检查。他们怀疑她害的是结核性脑膜炎，因为胸部Ｘ－光片显示了肺部的一个钙化了的结核球。脑脊液里的白细胞数增高的程度也不像细菌性脑膜炎，却像结核性脑膜炎，而且主要是淋巴细胞，比较符合该病的特点。但因为没有脑脊液的生化检验资料，又不能在短期内连续进行腰穿，他们无法确诊。不过，母亲还是给收进了内科，当做结核性脑膜炎病人治疗。

[伯陵]

我们的护理工作于此正式开场。在“新”中国，大夫只管诊断治疗，护士只管量体温、脉搏、血压、配药、发药、打针，剩下的护理工作都是病人家属的事。护理病人的家属称为“陪客”，他们必须24小时呆在医院里，照料病人的饮食、清洁卫生和大小便。当静脉输液快完时或是病人病情突然恶化时，及时通知大夫或护士也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甚至包括用吸痰器从病人的气管中吸痰、给瘫痪病人翻身擦澡、定时用注射器往鼻饲管里挤流质食物等等（作为资深病人家属，这些活我全干过，可以在西方当个称职的护士）。简言之，在中国，是病人家属而不是护士负责护理病人。这大概也算天下比较混帐的事之一。

芦箫、芦笙和我排成三班，轮流照料母亲。夜里，值班者便裹上一条薄毯，坐在母亲床前，在没有暖气的冰冷的病房里熬到天亮，每十五分钟就测量一次母亲的呼吸和脉搏并记录下来。除了洗衣服之外，我们什么活都搬到医院去干。和大家一样，我们也在过道上支个煤油炉子，天天在那儿用高压锅炖鸡汤。我们用的燃料与众不同，不是商店里买来的煤油，却是从厂子里偷来的柴油。每次用完熄灭炉子时，浓黑的呛人的柴油烟都要笼罩在过道上，让病房里的哮喘病人和肺心病人们呛得喘不过气来。我们还发明出一系列预防在那肮脏的医院里传染上疾病的措施：诸如用脚去开关厕所里的水龙头（供病人和家属清洗用的自来水龙头在脏到无法下脚的厕所里），用脚开关病房的门，等等。龌龊的政治生态环境把多数人都变成了自私自利的野兽，关心爱护的对象只限于亲人好友。现在回首往事，我觉得非常惭愧，然而那时却恬不知耻，还为自己想出这种一般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绝招而暗自得意。

母亲搬进内科病房后仍然昏迷不醒。大家的心头都无比沉重。结核性脑膜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母亲年龄这么大，要熬过这一劫的机会实在渺茫。悲痛和巨大的负罪感彻底压倒了我。自打出了事故，家里没谁说过一个字责备我，但这让我更加难受。一晚，我独自守在母亲床前，只觉得心如刀割，再也忍不住悲痛，把头埋在床褥中吞声痛哭。突然间，我觉得母亲的手在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我立刻抬起头来，泪眼婆娑中，却见母亲正在看着我，目光中流露出无限的慈爱，她终于醒过来了！

“别哭，小笛，”她吃力地说，“别难受，我死不了，”她艰难地笑了笑，“你看，我还没尽到我的责任呢。等到你和芦箫、芦笙成了家，我才能放心地去呢……”

狂喜撄住了我的心，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能涕泗纵横，紧紧地握著母亲的手。

讲了这么几句话便耗尽了母亲的精力，她又闭上了眼睛。正当我想著她大概再次堕入昏睡时，她却又睁开了眼睛。

“听着，小笛，仔细听着，”她神情严重地看着我，眼里闪著焦灼的光，“那个锁著的皮箱里有两个存折，有三千多块钱。那是为你、小箫和小笙结婚准备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筹措这事，只是没跟你们说。你可要好好记住，啊？万一我睡著了再也醒不过来，你们三人就把这钱拿去分了，将来结婚用，千万别把那钱稀里糊涂地弄丢了！你记住了没有？记住了没有？”

她焦灼地凝视著我，用超乎寻常的力气紧紧地握著我的手。我仍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泪流满面地连连点头。她顿时如释重负，放开了我的手，疲倦地闭上了双眼，再次堕入昏睡之中。

慢慢地，随著强的松刺激出机体的潜力，母亲的情况有了改善，但噩梦远没有结束。进修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学员们如同蝗虫般无所不在，天天都要涌进病房来，用他们的“检查”骚扰病人。最糟的是，主管大夫是个老进。这位目刚识丁的农妇以辱骂病人及其家属为其主要工作职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她背后管她叫“典狱”。说句天理良心话，那本是更适合于她的工作。

很明显，母亲要熬过这位半文盲典狱、幸存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但全内科只有五六个真正的大夫，管理着数百病人。尽管带那个典狱的大夫是个真正的大夫，可她有五六十个病人要照料。若无特殊理由，要想让她多注意母亲的病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很快就查明了她家的住址。跟著芦箫就数次登门拜访，每次都提著请他的司机朋友从边远农村买来的鸡蛋、鸡和红糖。那年月，鸡蛋如同恐龙蛋般罕见，不是手眼通天辈，便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那大夫自然喜出望外。不过她跟我们说，要绕过典狱很困难。虽然她是带她的大夫，但人家可是响当当的赤脚医生，政治上比她强到没法比。赤脚医生是那时的当代英雄，谁胆敢冒犯那些人就得倒大霉。不过，她还是答应我们为母亲的病额外操份心，确有必要时她会干预，当然那得做得天衣无缝，让典狱抓不到把柄。

不久这“确有必要时”便来了。母亲还得作一次腰穿，这次除了作常规细胞计数分类外，还要作生化检查，以便确诊。典狱跃跃欲试地想练手脚，可我们不愿母亲作她的豚鼠。我们请主管典狱的大夫自己做，可她告诉我们那可不行。她的责任是为受训者提供操作机会。不过，她还是想出了个好主意去绕过典狱：她要去请神经科来会诊，然后再让那位来会诊的大夫作腰穿，这样典狱就没法抱怨了。

听了这话，我们便立刻行动起来。虽然通过疯狂阅读医书，我们到那时已经知道腰穿的部位没有脊髓，只有称为“马尾”的脊神经。只要不是颅内高压，穿刺一般没有什么危险。然而这事仍然有许多环节需要打点：首先得去查明神经科谁是通情达理的好大夫并加以贿赂，让他而不是个老进来会诊；其次还得在生化室和细胞室找到水平高的检验员并加以收买，这样检验结果才靠得住。别看后者涉及的人事是低层次的，这事也同样重要，因为检验科里照样充斥著以前连显微镜都没见过的赤脚老进。

这系统工程就这样点水不漏地进行了，一切都圆满成功。神经科的能干大夫及时出场，假意和典狱的上司推让了一番，便当著她俩的面手脚麻利地给母亲作了腰穿。接著我和芦箫一人拿著一个小瓶子，他直奔生化室，我直奔细胞室，把瓶子交给早就在那儿等候的资深检验员。没多久，结果就出来了。我哆嗦著接过化验单，一看便心花怒放：白细胞数只是稍比正常值高些，其他一切正常！我跑到生化室去，小哥哥还在那儿焦灼地等。好不容易结果出来了，每项指标都正常！看来，母亲害的根本不是什么结核性脑膜炎，否则她绝对不会好得这么快。

尽管我们如释重负，母亲却迟迟不能痊愈。她现在已恢复清醒，可仍然觉得头痛并持续发低烧。因为原来的诊断给推翻了，主管典狱的大夫便在母亲身上到处寻找感染病灶。她把所有能查的都给查了过来，可除了肺上那个早已钙化的结核球，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查出来。最后她只能假定母亲害了病毒性脑膜炎。我后来注意到，但凡大夫查不出病因来时，把它赖在病毒感染上似乎是通用的聪明办法，因为那玩意既无法确诊，又没法治疗。

最让人头痛的还是那个典狱。她业务上一窍不通，对人事关系那些权术上的学问却渊深之极，此所谓“只红不专”，乃是我党领导下发明出来的新国术。她很快就嗅出了我们在她背后搞的那些秘密活动，特别仇恨我们成功地绕过她，让别人作了腰穿。这倒不是她特别想学技术，而是她觉得我们小看了她。因为没有证据，她没法正式向带她的大夫发难，所以便不遗余力地给我们无数小鞋穿，籍以报仇雪恨。一开头我们想尽量讨好她，求个彼此相安无事，然而人家既作了典狱，岂是易与之辈？最后我终于给她推到了爆发点。

一天，她又到病房来到处张望，找我们的碴。没多久就看见了母亲被子上的油污。母亲刚刚在床上吃过饭，不小心把鸡汤洒了一点在被子上。我和母亲马上就作了检查，保证立刻拿回家洗干净。然而无论我们怎么说她都不饶了，站那儿横眉立眼冲著母亲咆哮。我忍无可忍，跳了起来，把手指几乎戳到了她脸上，骂她是个杀人犯。

那一瞬间，典狱化作了一个雕像，如同中了大圣爷爷的定身法。她在农村里欺负惯了百依百顺、任人作践的农民，做梦也想不到有人竟会胆大包天地起来反抗。过了半天她才回过神来，疯也似地大喊大叫，骂我是污蔑赤脚医生的阶级敌人。我有什么证据胡说八道？她气势汹汹地质问我。我今天非得给她讲清楚不可，不然我就得吃不了兜著走。

母亲给吓住了，吃力地挣扎著坐起来，一迭连声地让我给大夫好好地赔情道歉。我安慰地朝她摆摆手，冲著典狱嘿嘿冷笑，一直笑到她狐疑满腹地住了嘴，疑问地看着我，我这才开了口。我问她：既然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给推翻了，为什么她还要不停地给母亲开治疗结核的药、特别是强的松？她知不知道那激素的严重的副作用？既然没有必要用这种害处很大的药物，为什么她还要一连几个月地用下去？如果这不是谋杀，请问什么是谋杀？她用这种残忍手段谋害阶级弟兄，动机何在？

典狱再一次中了定身法，再度凝固在空中。她的眼睛呆呆地瞪著我，嘴半张著。过了半天，她的嘴无声地开合了几下，如同离了水的鱼。最后她总算醒了过来，铁青著脸，一扭身冲出了房间，仍然什么话也没能说出来。

望着她悻悻而去的背影，我几乎感到了内疚，因为我冤枉了那无知愚妇人。当初怀疑母亲害结核性脑膜炎时，主管她的大夫给她口授了处方。等到后来原诊断被推翻了，带她的大夫却忘了取消那处方，于是这只上过几天小学的农妇便像机器人一样盲目执行下去，如同永动机似的不断地给母亲发雷米封和强的松。为了照顾她的面子，我们没告诉她该停掉原来的药物了，只是护士发了药后便悄悄扔掉。其实，通过疯狂阅读医学书籍，我们甚至知道了应该逐渐撤去强的松这种所谓的“糖皮质激素”，以避免“撤退症状”的出现。实际上，当吵架爆发时，母亲已经停药几个月了。

此后一连好几天，典狱都没露面，不过药倒是给停了。那愚妇人连逐渐停药都不知道，倒让我们暗自好笑。当她最后终于出现在病房中时，她看上去如同新嫁娘似的忸怩，让人暗暗吃惊：原来那永远是凶神恶煞的脸，也可以有这种近乎温柔的表情！她结结巴巴地解释，她其实不是故意要害我们的母亲，“我又不懂。唉！谁知道药还会有什么副作用，谁不是想著是药嘛就能治病？”她最后用一声长叹结束了她的自辩：“唉！你们这些城里人，真是太狡猾了！我真是受够了，受够了！”此后，她总算学会了用对待人的态度对待我们。在那个豺狼世界上，你如果不想被人咬，就只有去咬别人。

尽管大夫们到最后也没作出个明确的诊断来，母亲最后还是痊愈了。她出院时，全家都给弄得焦头烂额，人仰马翻，精疲力尽，家里的财政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文革的冲击剥夺了母亲的劳保，她的医疗费、住院费全得我们自己掏腰包。为了看护母亲，我们请了几个月事假，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为了贿赂大夫和给母亲买营养品，芦箫卖去了他心爱的意大利出的名牌小提琴。那玩意是他在林副统帅下一号通令、城市人口紧急疏散时，从在旦夕之间被赶出城市的某个倒楣蛋手里极廉价地买来的，平时视若拱璧，连我都不许碰。为了母亲的病，他眉头都没皱一下就拿出去卖了；我卖了心爱的高压气枪；芦笙没卖什么，可却在医院里丢了她刚买了几个月的小“凤凰”。尽管负债累累，我们却对上苍充满了感激之心：不管怎样，母亲终于熬过了我一手造出来的大难，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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裆啊裆啊，witty他娘